研究計劃

本計劃旨在綜合文學研究、書籍文化研究、表演研究、音樂研究等領域之方法，搭建一跨媒介方法論，探索晚明傳奇所指向的文本、音樂、舞臺相互連通之戲曲世界。

商務印書館（商務）是五四時期宣傳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重鎮。商務響應新文化運動與美育運動的號召，曾出版大量推動美術、美學和美育的作品，將各種外國美學思想引入現代中國。

現存對美育運動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蔡元培和王國維的貢獻，尤其是他們對康德、叔本華和席勒美學的接受。該時期其實尚有多種書籍與譯作曾為美育思想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但未為學界深入探討。據初步統計，與美育運動密切相關的書籍和譯著超過20本，涉及約40位較少為人論及的知識份子。

本計劃旨在探討1897-1940年間商務的出版策略如何推動美育運動，並重新審視其在中國現代美育史上的貢獻和限制。本計劃將選取相關作品進行個案研究和文本分析，查考其中美育思想的來源與流變，藉以揭示美育思想的跨文化網路。

本計劃之主要議題包括：（1）分析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和翻譯家透過商務印書館對美育的貢獻，（2）連繫歐、俄、美、日等地的哲學與文學，探究五四美育的跨文化性，（3）從跨文化視角闡釋中國現代美育史討論的複雜性；（4）反思商務在變動的時代下推動美育所呈現的動力和張力。

關鍵詞

商務印書館 美育運動 跨文化研究 五四文化

1950年代以降的香港是舊詩文化傳承的重要場域，不僅詩壇依然活躍，諸高校中文系勉力將「詩選及習作」設置為必修課。究其原因，一是大陸易幟後大批詩人、學者南下，和本土同道于喁唱酬，且以保存傳統文化為己任；二是粵語較完善地保存了中古音系，為年輕人學習詩詞格律的過程提供了便利。

1971年，香港開始在所有政府及資助小學推行六年免費教育。1980年，改為九年免費教育，學生接受義務教育至15歲的權利得到法律保障。但與此同時，香港中小學課程大綱設計之彈性減少，學生雖能透過課本認識古典詩詞，卻鮮有學習創作的機會。此時，以中文大學中文系為首的諸科系在本科設置「詩選及習作」必修科，其重要意義就不待而言了。以中大（及其前身之三所學院）而言，歷來任教此科的曾克耑、何敬群、鍾應梅、陳湛銓、常宗豪、鄺健行、鄧仕樑、佘汝豐、吳宏一、何文匯、王晉光、黃坤堯等人多兼具學者與詩人的雙重身分，為香港高校詩詞創作教學開創、賡續了良好的傳統。

諸位教授中，何文匯長期在校內外推行「粵語正音」運動，影響頗大。他認為，懂得分辨粵語九聲，就等於懂得分辨粵語平仄；懂得分辨平仄以後，就不可不學近體詩了。熟悉近體詩的格律而多讀近體詩，不但對糾正讀音錯誤有很大幫助，還可以提高對文學作品的欣賞能力。因此在他的推動下，先於1990年由香港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舉辦「第一屆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復於1991年由香港區域市政局圖書館（後併入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第一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在兩岸四地，比賽的舉辦可謂開風氣之先。其後，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又於1997年舉辦「第一屆全港學界對聯創作比賽」。截至2021年夏，獲獎作品累積達1154件，古典書寫場域得以拓寬。

擔任評判者如何文匯、常宗豪、鄺健行、黃坤堯等皆為大學教師。其中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的兩個比賽僅面向學界（2020年的對聯創作比賽首次開設了「國際公開組」），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則分為學生組和公開組。三十年來，公開組參賽者固不乏資深詩人，而學界因參賽而加強對詩詞創作之興趣，日後成為詩人、學者、教師者也所在多有。不僅如此，三種詩詞比賽還為評判與參賽詩人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平臺，不僅促進了諸人詩作的流通，也進一步帶動了詩詞創作的風氣。此外，隨著兩岸四地文化交流漸多，參賽獲獎者中也不乏非本地之研究生及本科生。他們在畢業後離去，也將詩詞創作風氣帶向香港以外。

縱然三項比賽值得深入關注、探討，但相關研究迄今並不多見。有鑑於時代推移，詩壇老輩逐漸凋零，為三項詩詞創作比賽進行專題研究，可謂刻不容緩。故本計劃之設計，正為保存香港詩詞文獻、為學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王念孫是清代乾嘉學術中的代表人物，他對古音的研究，對先秦、秦漢古籍的校釋，至今仍為學者肯定與採用。然而學者對王氏之學的研究，多局限在幾種已經刊刻的著作。我們近十年來收集並公布了不少各地圖書館珍藏的王氏稿抄校本，從原始材料上突破了目前的困局，成果甚豐。本計劃在此基礎上，擬將現藏北京大學的王念孫手稿整理研究，盡快發表。

本計劃的新材料是北京大學在1930年代從羅振玉手中購藏至今，共五十七冊，數量之多實屬罕見，且絕大部分從未刊印，材料彌足珍貴，饒具學術價值。本計劃將已經抄錄的手稿材料整理成《資料彙編》，然後研究手稿所見王念孫的古聲母系統，輯錄並分析王氏在手稿中所引先秦、秦漢古籍文例的校釋，配合比對王氏其他著述以及近世出土文獻，如實呈現王念孫在古音學、訓詁學、古籍校勘學等方面的實績。研究成果將上載至計劃網頁，繼續開拓並深化研究王氏之學的新里程。

近世唐音為江戶時代（1603-1867）傳入日本的漢字音，隨明末清初譯官、黃檗宗僧侶及東皐心越渡日而為人所知。上述三類唐音均源於明代官話而略有差異，學界對其方言性質仍有爭議。江戶時代的日本文獻支持南京─杭州音說，但即使前人對明代官話聲調調值已有研究，有關唐音聲調的調值仍付闕如。另一方面，學者多關注譯官唐音的文獻，對各系近世唐音的內部差異關注尚見不足。

職是之故，本研究利用《魏氏樂譜》、《東皐琴譜》、《禪林課誦》等分別對應上述三種唐音的17世紀日本樂譜，考索譜中近世唐音的語音系統、性質、濁聲母及入聲的標示符號以至詞樂關係。本研究亦首次利用樂譜嘗試擬構唐音聲調調值。本研究不但具體說明近世唐音的複雜性，並為唐音聲調研究、唐音及明代官話的比較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方法亦能進一步應用到中世唐音（即宋音）的調值擬構。

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看，莆仙閩語和海南閩語是兩個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這兩片閩語都源自閩南語，在發展的過程中都和其他語言發生過接觸。莆仙閩語主要流行於福建省的莆田市和仙游縣，受過閩東語強烈的影響；海南閩語是海南省北部、東部和南部沿岸地區的通用語，帶有明顯的臨高語和黎語（俱屬壯侗語系語言）的痕跡。我們認為：莆仙閩語和海南閩語的經歷，正好分別屬於 Winford（2005）框架下語言接觸的兩大類型――「借用」（borrowing）和「施加」（imposition）。本計劃的目的，是通過構擬這兩個方言片的接觸史，釐清它們在音韻和詞彙層面上的演變。計劃包含三個階段：（一）構擬莆仙閩語和海南閩語的接觸史；（二）檢驗這兩個方言片是否符合 Winford（2005）對不同語言接觸類型的預測；（三）以這兩個方言片為例，考察哪一類型的接觸會影響借詞的「可借用性」（borrowability）及「可借用性等級」（scale of borrowability）。本計劃會為南方方言的形成提供嶄新的視角。

國家認同一向是晚清文學研究中重要的主題。《老殘遊記》以其藉由批評地方治理挑戰傳統官僚價值而聞名，標誌了中國知識人對於個人與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轉變。本計劃將分析《老殘遊記》對於地方治理的評論，並將之放置於作者劉鶚自身的河工專業的脈絡下加以審視。本計劃期望能夠對環境危機在晚清知識人的國族認同形塑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進一步的理解。

過去研究已經幫助我們瞭解小說中的地方治理之於晚清國族認同議題的重要性，但是學者通常忽略了以下事實：劉鶚真正關心的與其說是他在小說中所批評的地方治理，不如說是日趨敗壞的地方治安。正如關於19世紀中國地方史的研究所顯示的，做為小說地理背景設定的山東，其不斷惡化的地方治安，與這一時期反復發生的洪水氾濫有密切的關係。學者對於此一環境脈絡的忽略，導致沒有意識到環境危機在劉鶚的國族認同形塑中所扮演的關鍵地位。

本計劃希望能夠對晚清文學以及知識史做出如下貢獻：(一) 從環境危機的脈絡理解晚清知識人的個人層面的國家認同建構；(二) 透過說明水利工程與劉鶚對地方治理觀點的關係，對晚清知識人的政治論述提出新角度的觀察；(三) 將生態危機、科技史、文學文本與作者個人經驗納入一個整合性的理解架構。

唐代魏徵等奉唐太宗勅命編《群書治要》（以下簡稱「《治要》」），採用唐前典籍六十五種，摘取其中與治國相關的文字，用以作為管治國家的參考。此書保留了不少典籍的舊貌。唐代以後，《治要》漸有散佚，至宋以後失傳。《治要》在晚唐已傳至日本，今所見重要版本俱源自日本所藏，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本計劃擬從以下方面著眼：

第一，收集並整理日藏諸本《群書治要》。《治要》傳入日本以後，在平安時代有四位日本天皇嘗加誦讀。今存最早《治要》鈔本即屬平安時代九条家本，此為殘本，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屬日本國寶，筆致優雅而端正，部分內容更為天皇收藏。又，宮內廳書稜部藏有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此本與九条家本關係密切，乃現存時代最早之足本。又，元和活字刊本駿河版則以金澤文庫本為祖，屬現存時代最早之活字本，最堪閱讀。至於天明本，乃日人對照魏徵所引原書重新校刊之本，失卻《治要》存舊之真。考證日藏諸本《治要》之關係，自可得知諸本的流變過程，對了解此書的傳播與重要性有莫大幫助。

第二，利用日藏《群書治要》校勘其所引典籍，並作輯佚。《治要》引用唐前經、史、子文獻共六十五種，日藏諸本時代甚早，取《治要》以校勘所引典籍，可更正許多原典的問題。《治要》雖在清嘉慶初年回流中國，惜此本嘗經後人回改，不保《治要》原貌。今據日藏諸本重新勘正所引典籍，可補前人研究之未備。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每有據《群書治要》以作校正，然其所據僅為未臻完善的天明本，今據日藏諸本《治要》加以比較，更可校正原典裡之錯誤。此外，《治要》亦引佚書，以及典籍之中的佚篇；故利用《治要》所引，可為唐前舊典輯佚。

第三，討論《群書治要》的選文與治國之道。古代典籍浩如煙海，《治要》乃在群書之中摘引與管治國家相關者，勒成一書。其中《治要》選文與否，標準為何，可用敘事學之方法細考。《治要》編者以此書作諫書，以選文建議治國之道。今天雖無君臣關係，然而今天如能借助《治要》以管理企業，仍不失為古書今用之範例。

本研究計劃先將收集和整理日藏諸本《群書治要》，然後探討各本《治要》之承傳關係，以及其與所引原典之異同。接著，利用《治要》校勘和輯佚，補足文獻學上未備之處。最後，以《治要》所載典籍為例，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治要》之選文。具體方向主要有四：一、利用日藏諸本《治要》，討論此書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以及各本之間的關係。二、利用《治要》校勘所引書及輯佚。三、探討《治要》之選文準則。四、《治要》治國之道的今用。

在詞學史上，吳文英（1200-1260）詞的起伏升沈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南宋之時，吳文英雖有詞名，但整體評價不高。張炎將之與姜夔對舉，而貶之以「質實」，其著名的「七寶樓臺」之說非但不是美譽，更成為後人否定夢窗詞的主要論調。元明時期，夢窗詞幾乎無人提及。清初的重要選本中雖然保存了夢窗詞，但其詞名不彰，直到清代中後期才出現變化。周濟《宋四家詞選》以吳文英為一代領袖，且為由南追北之關鍵，欲以吳文英之深澀力矯姜白石之浮滑，夢窗詞之地位驟然提高，廣受詞家注意。晚清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多次校勘夢窗詞，使其面貌日趨完善，又通過創作、選詞、評論等大力揄揚，夢窗詞一躍以為詞壇之圭臬，形成所謂「夢窗熱」之潮流。至此夢窗詞乃成為宋詞經典，其評價亦臻至頂峰。

夢窗詞經典化過程背後由許多因素互動而成，探討這些因素有助了解複雜的文學現象。前賢多從詞論入手，已有頗多成果。然而，「夢窗熱」不僅體現在詞學的範疇，對當時的詞家而言，創作才是最終目的，「夢窗熱」要能體現到實踐之中才算是成功。詞家如何在評論之餘，通過研讀揣摩，涵泳玩味，繼而將這些心得在創作中吸收、融化、延續夢窗詞的特點，並加以發揚、新變？學夢窗者半天下，但夢窗詞又是否可學？這些學夢窗者創作實踐的成績如何？凡此，固然屬於夢窗詞經典化所須探討的問題，而將之置於晚清民國文學的大背景中加以探討，更有助加深對這段時期詞壇發展的理解。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促使大量的中國知識份子紛紛投身救國事業。歐洲戰爭文學，尤其是俄蘇文學，遂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建構抗戰文學的理想資源並鼓舞群眾的抗戰意識。過往學者的研究集中於中國左翼作家書寫的抗戰文學及其對於建構國族身份認同的重要意義。然而，他們甚少討論中國現代派與左翼文藝思潮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現代派作家對抗戰文學的貢獻。因此，中國現代派因應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而大量評論和翻譯有關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第一次世界大戰（First World War, 1914-1918）、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2）、波蘇戰爭（Polish-Soviet War, 1919-1921）、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以及蘇聯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 1941-1945）等歐洲戰爭文學作品，一直被長期忽視，實為中國抗戰文學以及中國現代派文學研究之中的遺珠。

本計劃旨從跨文化和跨歷史的角度切入，探討中國現代派對歐洲戰爭文學的閱讀、評論、翻譯及再現。本計劃以中國現代派「作家－譯者－編輯」羣——施蟄存、葉靈鳳和戴望舒為考察對象，探討他們引介並翻譯來自五個國家、以四種語言書寫、合共逾二百部歐洲戰爭文學著作，如何再現由不同政治傾向的歐洲作家撰寫的戰爭文學，作家包括人文主義及和平主義者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社會主義者如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反法西斯主義者如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共產主義者如阿爾維蒂（Rafael Alberti）、巴甫連科（Pyotr Pavlenko）、里別進思基（Yuri Libedinsky）以及「同路人」作家如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本計劃將進一步研究中國現代派如何利用歐洲戰爭文學的翻譯作為「內在抵抗」的策略，支援在香港同時面對親日的「和平運動」以及英國殖民政府嚴苛的政治審查的雙重壓力之下掙扎求存的抗日文藝運動。

本計劃試圖點明中國抗日戰爭文學與歐洲文藝思潮之間的連繫，以期填補抗戰文藝研究長年遺漏的重要版塊。此外，本計劃通過重新考量中國現代派作家對歐洲戰爭文學乃至其中文學與政治思想的接受情況，開拓抗日戰爭文學的研究視野，並再次強調戰爭語境下中國文學現代性發展的混雜性和跨文化特點。

本研究項目從句法、語音接口的角度，分析粵語句末助詞的特點。漢語方言句末助詞的語法特點相當微妙，有待全面而仔細的研究。本項目的研究範圍集中於粵語疑問句的句末助詞，採用接口研究方法，為句末助詞和句末語調提出統一的研究框架，把句法分析和韻律特徵聯繫起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

本項目進行語音實驗和收集自然語料，以分析句末助詞韻律特徵，還有句末助詞與語調之間的互動關係。所收集的錄音和語料，經過整理後，建構粵語句末助詞數據庫，仔細描述句末助詞句法和語音/韻律特徵，藉此進一步提出細緻的語法分析，從而解釋複雜現象背後的原因。

除香港粵語外，本項目還會以跨地域的角度，邀請廣州粵語母語者參加語音實驗，並使用比較語法的方法，對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句末助詞的異同進行對比分析。

本項目結合句法和語音兩個層面，以接口研究的視角深入分析粵語句末助詞的特點，使句末助詞的研究更為全面。除定性分析外，還強調定量分析。通過研究具有漢語特色的句末助詞，我們可以加深對漢語語法和比較語法的認識，將給學界帶來深遠的影響。此外，句末助詞的韻律特徵與句子的自然度密切相關。本研究的結論和成果可以應用於語音合成和語言教學，提高語言的自然度。

王念孫、王引之是清代傑出的古文獻學家，他們解釋先秦、秦漢古籍經義、故訓的成果，見於《讀書雜志》、《經義述聞》二書，至今仍為學者肯定與採用。然而學者對王氏之學的研究，多局限在傳世刻本。為了突破目前在材料上的困局，我們2010年起，陸續整理了王氏的稿本、校本，成果甚豐。本計劃在此基礎上，擬將最新發現的《荀子》校本、《經義述聞》稿本整理研究，儘快公布。

本計劃的新材料大部分從未對外公布，而且數量極為可觀。《荀子》校本上王念孫的批校按語達一千多處，近半未見載於《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稿本共三十四冊，上有大量王氏父子的眉批校改。本計劃先將新材料迻錄整理，編成《資料彙編》，並與《讀書雜志》、《經義述聞》比較，藉此全面探究王念孫的《荀子》研究，王引之《經義述聞》的撰作經過、版本流布以及王氏父子經學觀點的嬗變過程，並嘗試探論父子二人學術著作權的問題。研究成果將上載至計劃網頁，冀能繼續開拓研究王氏之學的新里程。

清初順治朝流人方孝標 (1618-?) 及其流放寧古塔詩歌之研究。

荀子乃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學識淵博，哲學思想影響深邃。後世學者了解荀子學說，唯賴《荀子》一書。然而，《荀子》三十二篇之作者、撰寫年代與地域，歷來未有公論。《荀子》各篇之間內容多有重合，亦廣與先秦兩漢文獻互見。然而學者探究此論題時，未有全盤考慮。本計劃擬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全盤排列《荀子》內在與外在之相近文辭、段落、義理等內容，考論《荀子》篇章重合現象，並借助電腦推算篇章年代。傳世先秦兩漢文獻與《荀子》文獻重合情況實遠超固有之認識，有必要詳加鉤稽。至於出土文獻而有相關者，如郭店楚簡、包山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睡虎地秦簡、定縣漢簡以及最新發表之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竹書等，本計劃亦會加以利用及考察。

本研究計劃目的有四：（一）分析《荀子》篇章內在與外在之重合關係；（二）重新考訂《荀子》之成篇及成書狀況；（三）釐清何者為荀子之核心思想？何者為荀門後學發揮師說之辭？（四）重新思考古籍之成書過程。

明代萬曆之後（1573-1644）出現了大量以文學「評點」為特色的儒家經籍新編本，影響最大者，乃是孫鑛（1543-1613）對《書經》《禮記》《春秋左傳》等典籍的評點。傳統的經學史大多忽視這些著作，文學史研究也歸之為「時文之習」而未有深入全面之研究。事實上，此類經書評點本，正是先秦儒家原典在近世中國「再經典化」（re-canonization）的重要一環。晚明文人通過對古籍字法、句法、章法的細緻分析，將其中有別於後世語法之處標舉為「奇古」，以一套實用的審美技術，改變了閲讀經書的方式。此種「創造性的誤讀」，綜合了明代「復古」與「好奇」兩種文學風氣，並藉由經典之權威，為「奇異」的知識興趣建立了合法性。經書評點本通過集評、朱墨套印等方式不斷出版，顯示出精英賞鑑美學與大衆出版文化之交互影響。本計劃希望綜合文學批評、出版網絡、物質文化諸角度，揭示經書評點現象對我們理解明清中國閲讀文化與知識結構的意義。 

本計劃擬從歷時角度比較原始閩語 (‘PM’) 和上古漢語 (‘OC’) 的音韻系統。所謂「原始閩語」，是指用比較法推訂出來、所有現代閩語方言的共同祖先。閩語的存古性質相當明顯，保留了大量超越中古漢語的成份。學界一般相信它在兩漢時期就已經脫離主流漢語。我們一方面會引用新語料，另一方面會採用比以往更嚴謹的方法，在不假定 PM 和 OC 具體關係的前提下，探索以下幾個 PM 的特徵在 OC 裡的反映，並尋求解釋：(a) 清響音聲母；(b)「弱化聲母」；(c) 「開韻核」及「閉韻核」的分野；(d) 韻尾 *-al。我們也會以修訂過的原始閩語音系作為基準，對上古音擬構的「四元音方案」和「六元音方案」作出檢測。

After World War II, the strategic town for the Chinese-language film industry migrated south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situation changed the film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model. Since the 1950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ad replaced Mainland China as the biggest export market for Hong Kong-produced films. To understand the postwar Chinese-language film industry’s funding cycle, production model, and film genre evolution, one cannot ignore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geopolitics behind the business. This study continues the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book I will soon publish, Hong Kong Cinema and Singapore: A Cultural Ring between Two Cities. (1950-64), (forthcoming).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early days of the Motion Picture & General Investment Co., Ltd. (MP&GI)—its golden age; from 1955 to 1964, MP&GI produced 152 Mandarin and Cantonese films. The Chairman of MP&GI, Loke Wan Tho, son of the richest ma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tudied history and economics in Europe and had a Western style. In the mid-1950s, Loke imitated the Hollywood studio model by integrating three links—theater,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produced high-quality Chinese-language films in Hong Kong, and distributed to Singapore, Malaysia, North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MP&GI, known as the “literati studio,” hired quite a few cultural figures, and MP&GI films were famous for approximating the Hollywood style. Besides Loke’s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European flair, factors of the time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s also dictated MP&GI’s style. In this study, I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Cold War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the production strategy for MP&GI films, the film genres produced, and the studio’s leading middle-brow filmmaking style. Besides concentrat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in film culture betwee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P&GI’s network would also extend to Taiwan. From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ere once British colonies; in terms of official system, the United Kingdom took charge by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ithin the scope of Southeast Asia, and both places had simi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n funding source, MP&GI can be seen as the paragon for early cross-regional Chinese-language cinema. Due to the Cold War situation, MP&GI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right” and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The emphases of this research plan are MP&GI’s regional network and studio style of focusing on wen-yi films and comedies.

The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Archives’ compiled by Lo Wai Luen (Xiao Si) (1939- ), who is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qualified writer on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There are two main objectives in the study:

1. Providing a historical survey of ‘Lo Wai Luen’s Hong Kong Literature Archives’; and
2. Analyzing the most recent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since the 1920s.

Combining the two perspectives, we shall be abl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hanging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in terms of literary history over the last ten decades, including Hong Kong initiatives in advocating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literary history and archives, a field where discourse and concrete documents meet, and will have a wide impac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as well as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its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The actual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British colonialism to Chinese imperialism, will also provide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study how literature is manifested in different political situations. Above all,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literary history that is based on archival studies and long term interviews with the most accomplished scholar and archivist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t will also assist scholar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meanings, impacts, and specificities of literary history, a long overdue task as well as burgeoning academic area of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本計劃擬在前人文獻研究的基礎上，以「皇權」、「文治」為主導觀點，對乾隆宮廷大戲予以整體觀照，與清史研究對話；尤其關注乾隆朝宮廷大戲所表現出的「逾度的美學」之政治意涵。通過對文本以及物質（例如宮廷戲台）的細部分析，論證景觀 (spectacle) 與統治 (rule) 的關係，戲劇如何展現與象徵帝國皇權，滿清的民族特性與民族認同如何藉此表現，乾隆如何自我塑造統治形象，而最後宮廷大戲又透過何種機制影響中國文人的戲劇創作。《勸善金科》《昇平寶筏》《封神天榜》《鼎峙春秋》和《忠義璇圖》等五部大戲的編撰與三座三層大戲臺的建造，個人以為是乾隆「文治」大業的重要部分。深具儀典意義的宮廷大戲表演，雖從傳統小說戲曲取材，但表現內容與形式與歷史現實、皇權意識關連密切，意在彰顯威服四海、懷柔遠人、皇權至高無上的大清帝王威嚴，建構聖君形象，強化一統天下的王朝印記。

避諱之俗，起於周，成於秦漢，盛於唐宋，延至清末。若果未能掌握並了解避諱之情況，閱讀古代典籍時之困難倍增；惟若能利用之，則可以解決許多古籍上之疑滯，以致可以辨別古書之真偽及年代。清代便是避諱學的萌芽期，然而相關研究甚為不足。本計劃擬從以下各端探討清代的避諱學：

第一，整理清代的避諱學專著，以周廣業（1730-1798）《經史避名彙考》（1796年成書）為主。周書集避諱材料之大成，為避諱學的形成準備了條件。陳垣《史諱舉例》譽之為「集避諱史料之大成」，惟陳氏未及見之，誠為憾事。即使近世相關研究，仍未有充分利用《彙考》裡的許多資料。

第二，周榘《廿二史諱略》、陸費墀（1731-1790）《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劉錫信《歷代諱名考》、黃本驥（1781-1856）《避諱錄》等亦是清代避諱學的重要著作。諸書成書於《經史避名彙考》前後，細加整理以後可得見清代避諱學的發展趨勢。

第三，喬衍琯謂《彙考》乃「歷代避諱史料集成」，「卻不曾為人注意」。本研究計劃的重心即為利用當中材料以研究歷朝的帝王名諱。王建以為《經史避名彙考》「史料之齊備，幾乎沒有遺漏，至今仍是研究古代避諱時不可缺少的參考著作」。因此，特定一代、一朝，以至一書的避諱情況，將可據周書的援引而得知。諸如「前漢典籍避漢高帝名諱」、「唐代典籍避隋諱」、「《史記》《漢書》避唐諱」等研究題目可隨之迎刃而解。

第四，考察清代避諱學諸部典籍之間的關係。周氏《彙考》多番批評《廿二史諱略》；周廣業與劉錫信雖然時代相若，卻無緣得見對方著述。陸氏《年諱譜》「大率藍本《諱略》」；陳垣以為周氏《諱略》、陸氏《年諱譜》、黃本驥《避諱錄》「三書同出一源，謬誤頗多，不足為典要」。此等議題皆值得加以探討，以見清代避諱學的具體情況。

本研究計劃先將整理和校點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以及其他清代避諱學專著，包括《廿二史諱略》、《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歷代諱名考》、《避諱錄》等。研究具體方向主要有二：一、利用清代避諱學專著之資料，討論先秦至明代的避諱情況，既釐清古代避諱的條例，並可詳論歷代著述的避諱情況，選取其中重要者加以討論。二、以《經史避名彙考》為軸心，研究與其關係密切的其他避諱著述，以見其對前代避諱著述的承襲與批評。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critics and reception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Studies in 17th to 19th Japan. The 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Poetry, consisting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 level (ping, 平) and deflected (ze, 仄) tones, has gained prominence in the study of versification.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bifurcation) of the four tones and the imposition of tonal rules on couplets, certain prosodic patterns exclusive to the Recent Style 近體 Prosody are thus formed. The prosodic rules of the Old Style Poetry 古詩, on the other hand, are ambiguous and arbitrary, leaving room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for later scholars.

As Classical Chinese is not the mother tongue of Japanese poets and sinologists, they were initially very careful when following the tonal rules established by Chinese poets. Nevertheless, in the 17th century, for phonological and academic reasons, they were more confident in starting their own research on Chinese versification. They criticized the rigidity and inadequacy of versification studies of Chinese scholars, particularly Li Panlong 李攀龍 (1514-1570) who was once the role model of prosodic rules in Japan.

Additionally, previous work has overlooked the uniqueness, complexity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Studies as found in the Japanese Corpus. They treated Japanese Corpus as the extension of Chinese Shihua 詩話,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Japan. The Japanese poets and sinologists in the 17th -19th centuries have contributed a lot in the realm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discussion of asanren下三連 (the use of three consecutive level tones) and Old Style Poetry Versificat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attitude of Japanese critics towards versification, and reevaluates the research value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Studies of 17th -19th century Japan and China. The methodology and debate among Japanese scholars of different literary schools are also key issues. By investigating the Shihua and other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how the prosodic rules (especially Old Style Prosody) were discovered and theorized in Japan.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Japanese responded to Li Panlong, Wang Shizhen 王士禎, Shen Deqian 沈德潛 and Weng Fanggang 翁方綱. The research output will provide students and amateurs comprehensive and comprehensible guidelines on the versification of Old Style Poetry.

吳偉業（梅村，1609-1671）與錢謙益、龔鼎孳有所謂明末清初「江左三大家」之譽，其探究的價值不言而喻。本計劃研究梅村傳世作品中最傑出的「梅村體」敘事歌行，分「家園」、「歷史」、「愛情」三部分展開論述。本計劃最大的特色，在於除了立基於文學、詩歌、美學的研究外，加入「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 以及文化史 (cultural history) 的研究向度，以期為吳偉業其人其詩的研究開拓一條嶄新的進路，並為清代文學研究進一步開疆闢土。

第一部分：家園，核心文獻為〈琵琶行（并序）〉(1646)、〈後東皋草堂歌〉(1648)、〈詠拙政園山茶花（并引）〉(1660)。三詩作期相距十餘年，但有一共通點，即，都與江南名園有關：〈琵琶行〉興發於太倉王時敏「南園」之夜奏琵琶，而常熟「東皋草堂」乃瞿式耜家園，蘇州拙政園於順治年間的主人為陳之遴。梅村與三人為故交舊友（吳與陳更有姻親關係）。入清後，此中各人選擇的道路不一，或退隱，或仕清，或抗清，而都命運多舛，遭際甚富傳奇色彩。此三詩為梅村力作，寄慨遙深，寫作技巧精妙。筆者將通過江南名園（作為物質文化的一種），考索此數人的生命歷史，以及江南在明清改朝換代之際的地方歷史、地方記憶。此數名園，毋乃「歷史見證者」(historical witness)。

第二部分：歷史，聚焦於梅村所寫之名篇〈圓圓曲〉(1651) 及〈松山哀〉(1655)。二詩所詠者，為明清易代之世兩個關鍵人物：吳三桂及洪承疇。二人於國變之際叛明降清，為清八旗得以入主中原之一大助力，及後又為清室平定各地反抗勢力，鞏固清人於中國的統治。中國史家對吳、洪多是貶斥鞭撻之詞，此不在話下，而過去論梅村詩者，亦大都認為此二詩抒發了對二人的批判。此想當然耳，筆者不敢苟同。筆者認為，此二詩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正在於詩中相關文詞意義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梅村於詩中固暗寓批判，但同時又有同情、憐惜、悲嘆之意，其思想、感情並不統一。通過此二詩（並以梅村歌頌明末忠臣之詩作為參照系），可深探梅村對政治人物、歷史、命運、人性所作的、細膩低迴的思考及其詩性再現的特色及藝術成就。

第三部分：愛情，從梅村所寫〈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曲〉(1651) 入手。梅村與名妓卞玉京的愛情故事曲折纏綿，反映出所謂「情觀文化」(cult of love) 的種種特徵。二人最終未能共結連理，除個人因素外，又關乎歷史動蕩的影響。此部分研究觸及的文本最多樣、複雜，有詞、各體詩、序、傳、詩話，文本的作期跨越三四十年，正值明清易鼎之際，可資探論的課題豐富深刻。筆者尤有興趣者，為玉京作為明清之際身份特殊的女性，於文本中所反映出的、細膩微妙的感情色彩、思想改變以及其坎坷的成長歷程。探論的另一重點，為梅村於各文本中折射出的身份、權力、欲望、趣味、性別觀、觀看位置、主體性；筆者將細究梅村作為文本撰作者，於各文本中所扮現的不同角色及其意義，包括：情人、負心人、傷心人、悔疚者、口述歷史記錄者／詩性再現者、追憶者。

本計劃以廈門話和汕頭話兩種閩南語為研究對象，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探討文白異讀和構詞的關係，藉此豐富我們對「構詞層次」的認識。過去對文白異讀的研究，主要圍繞在音韻分合和時間深度探討等方面。其實，文白異讀是通過詞彙組合體現出來的。根據我們初步的觀察：在閩南語裡，文白不同讀音和具體詞彙的結合一般是固定的，可是方言間對應不整齊的例子絕不罕見。同一個複合詞中的語素，甲方言用白讀音，乙方言可能用文讀音。另一種情況是同一個語素，既可用白讀，又可用文讀，甚至不同的年齡層可能存在著「變異」。這些現象牽涉到構詞學、接觸語言學及語言演變等課題，其意義不為不重大。我們打算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親自到廈門及汕頭兩點各採集六十名當地人的語料，分析這兩種閩南語文白異讀的構詞能力，並梳理「語音層次」和「構詞層次」之間的關係。本計劃也希望釐清影響構詞層次之間競爭的種種因素，以及漢字在層次互動之中的角色。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an analysis of a large body of ci 詞 poetry written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1840-1911),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ishi 詞史. It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ishi have initiated reflections among poets on the style of ci poetry and changed their form of expression. Understanding the transitional changes of works in this period will help us to reconsider the common impression that late Qing ci poetry is “conservative”, “obscure” and “unrelated to the real world”.

There are two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First of these is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cishi poetry (ci that reflects or relates to historic events known to or experienced by poets). I will research into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outline a gradual and subtle change in writing practices. The second objective is to explain how the change is related to the “stubbornly traditional” image of ci towards the end of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Reaching its pinnacle in the Song dynasty, ci has formed a unique tradition in form, styles, subject matter and language.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ci is more suitable for expressing personal feelings than narrating events or casting satire. Despite being an independent genre, ideas from shi 詩 poetic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troduced in order to elevate the status of ci. The notion cishi comes from shishi 詩史, and gained great popularity among the ci poets who experienced the upheavals of late Qing, and felt the need to record current events and voice out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hrough ci. The term cishi recurs often in the commentary of contemporary critics of the poets.

The introduction of cishi to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i confronted the poets with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i and the narrative nature of recording shi 史.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tensions between narrative and lyrical, arising both in the discussion of poetics and associated writing practices. By re-evaluating the nature of ci and cishi, poets gradually “return” to a more traditional lyric mode of expression. They are, however, not acted upon by the tradition, but create something new by recapturing the old. The project will review and explain this change in an attempt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late Qing ci poetry.

本計劃以香港《立報》(1938-1941)的三個副刊為研究對象。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不久，內地大城市相繼淪陷，大量人口流向南方。由於英國採取中立的立場，英治的香港成為避難和策動宣傳攻勢的重要地方，為數眾多的報刊在香港創辦，生產出大量文學作品。

香港《立報》是其中一張新辦的報紙，由南下的文化人主持，以秉承上海《立報》的精神為號召，在1938年至1941年間，發表了數量可觀的小說、散文和翻譯作品。以往不少學者忽略了香港《立報》副刊裡不同的聲音，而把它視為單一陣營的喉舌。本計劃由材料分析出發，重新描繪《立報》三個副刊的面貌，特別注意副刊之內和副刊之間各種不和諧之處，由此探討當時文學生產過程中不同力量的對抗、協商和合作。

本計劃的意義在於引入新的研究方向，以考察文學生產的機制來呈現香港文學的特點，突破過往對作者是否具備「香港意識」、「香港身份」的長期爭辯。同時，本計劃也會發掘南來文人多樣化的文學實踐，以期改變學術界對這些作者的單一印象。

This project aims at carrying out research into the Chinese modernists’ reception of the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Chinese modernists’ reception of the Western aesthetic modernism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have been convincingly argued by scholar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Lee Ou-fan 1980, 1990, 1999; Shih Shu-mei 1997; Peng Hsiao-yen 2010) On the other hand, discussions on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leftist ideologie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have been very limited. It was not until the 1990s that scholars have re-examined the reciprocal influ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modernist and leftist literature (Zhang Tongdao 1997; Liu Jianmei 2003; Li Hongwa 2012). A large corpus of Chinese modernists’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related to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Europe, especially in France, has been overlooked, making it a missing chapt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The Chinese modernists, deeply inspired by views of the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o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re-examined their own position o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stemming from literature’s role in politics dur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ommunity,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 and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he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ree major Chinese modernist “writers-translators-editors,” namely Shi Zhecun, Dai Wangshu and Ye Lingfeng. They translated over 80 titles of literary and political writings by Romain Rolland, André Gide, Henri Barbusse, Paul Vaillant-Couturier, Louis Aragon and André Malraux. Under their editorship, the literary journals and supplements have also published translations of articles from French leftist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reviews including the Humanité, the Commune, the Feuille rouge, and the Monde. By examining their criticism, translations and editorial activities, the project will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modernists’ reconstruction of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political-literary figures as well as their re-interpretation of French leftist literature in a Chines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project seeks to contribute to academic studies in three ways. First, it will bring forward an important but long-neglected chapter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shed new ligh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is study and French leftist trends. This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cultural and hybrid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Second, it will break new ground in the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and Fren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largely focused on Chinese modernists’ attachment to French Symbolism and Modernism. Lastly, as Chinese Left-wing writers were mostly influenced by the Russian and Japanese proletarian movements, the project will exte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Chinese reception of leftist ideologies and literature by including the contribution from modernist writers.

本研究旨在探討《當代文藝》在形塑香港以及東南亞華語語系文學方面所作的貢獻。

Current Literature is a literary monthly founded in Hong Kong by Xu Su (1924－1981) in 1965. It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middle-brow literary journals of Hong Ko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riven by Xu Su’s passion to promote literature among general readers, this journal has succeeded, mainl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not only in nurturing aspiring writers locally and abroad, but also in creating a vibrant Sinophone literary community outside of China. Regular and frequent contributors to this journal came from three areas in Asia: the colonial c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tropical region comprising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nd the politically unstable Indochinese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and Laos. Other contributors, less in number by comparison, were from Taiwan, Thailand, Burm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is research will look into the historical role played by Current Literature in shaping Sinophone literatures of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explic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erns of various Sinophone writings, and assess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notable writ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success of the journal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本計畫以明人楚辭學著述為核心，輔以其他著作中的相關材料，探討傳統經典《楚辭》在明代後期（ca.1500-1644）世俗化語境下的接受情況。

明代前期，皇權膨脹、道學獨尊。由於道學家認為屈原行徑有失中庸，作品華而少實，故作為傳統經典的《楚辭》也鮮為學者論及，唯一流通的本子為南宋朱熹的《楚辭集註》。明人葉盛即以為《楚辭》在朱熹註釋後，就獲得了儒家規範。正德以降，君主怠政，經濟發展，心學興起，文壇繁榮，楚辭學著述大量湧現。截至明清之際，據統計有近八十種，尚存五十餘種。這些著述除了傳統的輯註外，尚有評點、總集、考證、詩話、類書等各種形式。因為屈騷的獨特性，學術風氣在儒學主導的傳統社會中一旦有變，新的學術特色很快就體現於楚辭的接受情況。明代楚辭學著述體現出明代後期楚辭接受的幾個面向︰一、政治面貌的呈現︰明代後期，政爭甚為激烈。由於屈騷對忠奸之辨的強調，影響到趙南星、何喬遠、黃文煥等皆透過註騷來表達政見，乃至官場失意的哀憤。二、地緣文化的反映︰明代楚辭著述者的籍貫絕大多數在長江沿岸，如四川、湖廣、江西、南直隸及浙江諸省份，這與當地的文化傳統、地理環境、經濟發展、出版事業關係甚大。三、尚情重趣的潮流︰心學的流行引發個性解放的思維，以致楚辭著述和評點者對屈原個性及作品的審視不再以儒家思想為唯一準則，對於屈騷「有失中庸」、「華而少實」的特徵，表露出理解的態度，如桑悅、陸時雍注重屈騷的「深情」即是。四、博雅好奇的傾向︰博雅好奇的風氣在明代前期已流行於吳中，明代後期更有影響全國的趨勢。在楚辭著述中的體現，可歸納為兩方面，一為對名物考據的重視，二為對神話材料的興趣。如汪仲弘《天問註補》、周拱辰《離騷草木史》便是二例。這幾種面向，皆可印證經典之世俗化，與道學權威在明代後期的衰落關係甚大，亦構成本計畫研究之主體。

本計畫分為兩階段：其一為研究資料之彙整。現存明代楚辭學著述，大多數皆有影本，然猶有少數未曾再版之孤本如《天問註補》、《離騷直音》，散見於海內外圖書館，有待蒐集。其二為相關文本資料的考辨與探究。本計畫的執行，希望深化吾人對明代文學史、思想史、考據學及上古神話研究史等相關課題之探討與認知。

本課題在區分科學技術與科學思想的前提下，認為形式科學（如公理假設、推演定理等）是西方以伽利略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基礎，一百五十年後的乾嘉學派也蘊含著形式科學的要素。本課題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為研究物件，發掘乾嘉學者治學中的科學理念和科學方法。前代學者如梁啟超、胡適、章太炎等曾提及中國傳統學術樸學中孕育著科學的要素。然而，什麼是中國傳統學術中所蘊含的深層的、可供繼承發展的科學要素呢？這個問題尚未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研究。

我們認為科學的原理在公理設定、定理推演以及演繹和實驗，其結論形式為「理必」，而乾嘉學者劃時代的發明與貢獻，正是其「理必之學」，這是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當代科學的起始之步，也是中華學術科學發展過程中趨向理性方法和公理化思想的萌芽，本課題擬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中的科學理念和方法進行系統研究，選題依據陳述如下。

乾嘉學派的語文學是語言學的分支。語言研究是否具備「科學」的屬性？著名語言學家霍凱特（Hockett）曾提出語言學不是科學，至少還沒有發展成為科學。很多傳統語言學家持此看法。然而喬姆斯基《句法結構》嘗試在科學理論框架之下建立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把語言系統構建為一個嚴格的、可推演的、具有科學屬性的公理系統。著名句法學家Richard K. Larson的著作Grammar as science把「科學」直接作為書名。這些都說明語言學具有科學性。

《漢語口語語法》出版的同年（1968）趙元任先生發表了他的第一部漢語書面語教材：Sayable Chinese《中國話的讀物》。在該教材的前言中他指出：「漢語的白話書面語絕大部分是用報刊風格(journalistic style)寫成的有關社會科學內容的文章」，然而這些「書面白話(written bairhuah)不是『可說的』(sayable)自然語言」，因此「一些（美國）學生中文口語說得很好，但他們說出一個漂亮句子後，接下的一句就徑用胡適或魯迅一類作家自己不說、也根本不想用在口頭的句子」。五十年前趙元任指出的這種現象，今天還在。這就是漢語教學中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不同與衝突。

這種語體的衝突向我們提出挑戰：書面語的性質是什麼？「可說的」書面語和「口語」有何不同？如何避免二語習得中的語體衝突？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語體語法」的理論來回答和解決。

語體語法是近年來發展出來的一個新領域。以前，人們看到了口語和書面語的不同，認為「書面的」不是嘴上能說的，只是作者的文字藝術或語言修辭。但事實上，正如趙元任所編的「Sayable Chinese」中所說，書面語是不同於口語的一種「可說的」正式體漢語。我們知道，人們的語言交際需要「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但大多數人把因人、因地、因事所說的不同的話，只當做語言使用的藝術和技巧，沒有注意到它們的語法屬性。事實上，人們在語言交際中怎麼說，不僅要看物件（如跟父母、朋友、領導、外賓等的不同）、要看場合（如家裡、單位裡、大會上等）、還要看所談的內容（如日常生活、政治經濟、學術觀點等）的不同。這些交際物件、場景和內容的不同決定著交際時所用的詞彙和語法的不同。因此，所謂的「書面語」不是不能說，而是在特定場合才說的正式體或莊典體。譬如「購買」，人們只在正式場合才使用，口語說「買」；「買書」和「購買圖書」都可以說，都是漢語需要的表達形式。然而，在口語裡“昨天他買和看了一本書「不合漢語語法，因為兩個動詞不能用「和」來連接。但是如果把口語的「買」和「看」換成正式說法的「購買」和「閱讀」的話，不合法的句子馬上就合法了。比較（帶「*」號的句子不合法）：
*他昨天買和看了一本書
他昨天購買和閱讀了一部古典小說。
可見，人們說話轉換語體時，不僅改變詞彙，而且使用不同、甚至矛盾的語法格式。換言之，語體的不同，直接關係到句子的合法與否。問題之大，是以前所沒想到的。顯然，這在漢語語言學與漢語二語教學裡，不僅是一個新現象，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課題。

這種現象的重要性直接關係到二語習得。我們常常聽到外國學生抱怨：“Why is Chinese so damn hard?”　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一個就是「語體語法」的困惑。趙元任說他的美國學生雖然中文口語很好，但一句口語後，接著就是書面語的句子，其不倫不類的原因，就在於此。顯然，莊典禮服不適於隨便的場合，而室內便服也不能用於接見外賓。如果說漢語「語體不同則語法亦異」，那麼混淆不同語體的表達不僅「語不得體」，更會導致「語法錯誤」。這種現實不僅讓學中文的外國學生感到困惑，就連我們的中文教師也常常對此束手無策。

語體和語法直接相關的現實，要求我們對不同語體的不同形式必須有一個清楚的區分和總體的估價：什麼是口語語體詞語？什麼是正式體詞語？正式體詞語到底有哪些？等等。當然，有人可能會問：漢語正式與非正式的語體區別，果真如此之大嗎？僅據我們的初步統計，漢語常用正式體雙音節詞彙有近500個（如「加以、進行、從事」等），嵌偶單音詞高達300餘個（如「遍訪、遍查」的「遍」），正式和莊典體的句型有近300個（如「為…所…」等）。毫無疑問，對漢語的二語習得而言，這個數字並不小；更何況這些標誌語體特徵的表達形式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漢語語體表達和構成的必要和必需的成分。因此漢語教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把這些帶有語體特徵的用語，根據不同物件、場合、和內容的需要，清清楚楚地教授給學生。唯其如此，我們才有可能把他們從中文“難學”的抱怨和困境中解放出來。一言以蔽之，漢語語體語法的研究不僅是漢語本身，而且是漢語二語教學實踐上的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

語體語法的研究雖然加深了我們對書面正式語體的認識，然而什麼是「語體」？語體的根本屬性什麼？如何鑒定語言中的不同語體？表達同一語體的詞、語和句型，究竟有哪些、有多少？哪些詞彙和句法是中性的？哪些是「語體異化」形式？凡此種種，都是目前語言學和對外漢語教學中面臨的新課題。

為有效地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從具體而實際的環節入手，設定一個切實可行的操作步驟，一步一步地有計劃地完成和解決。這就是本專案所要解決的問題。

本計劃旨在探討香港對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的文學回應與其「六四」話語之生成。具體研究目的有二︰1. 全面整理及描述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間的香港文學環境及其國族認同之轉變；2. 分析「六四」後二十五年間香港文學對相關事件之再現，研究重點包括香港作家黃碧雲（1961—）之小說、六四詩選及文學雜誌《字花》之相關專題。

從以上兩項分析中，將可見「六四」事件的文學再現（literary representations）在過去四分一世紀之轉變，同時亦見香港人對該事件作為政治現實與個人認同危機方面的意義。本研究可以為當代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提供深化的實例，體現文學作為社會參與的可能。此外，亦展現從「回歸」到「後回歸」時期香港文學對不同政治身份的回應。最後，本研究亦為香港文學提供一個獨特的個案研究，在現時各種中港關係論述中，帶出機微的文學體制內如何反映實際的意義、影響與意識形態的轉變。

王念孫、王引之是清代傑出的訓詁學家、校勘學家，他們對古漢語形音義以及對先秦、秦漢古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普遍為學者肯定與採用。然而由於材料所限，學者對王氏父子的研究，多局限在《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已經刊刻的著作。為了解決目前有關王氏之學的研究在材料上的局限，我們在2010年開展了「新見王念孫古籍校本研究計劃」，整埋並研究了八種經王念孫親手批校的古籍，成果甚豐。本計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範圍擴大，擬將現藏中、臺圖書館善本書庫的王念孫、王引之學術著作之稿本、抄本八種，以及新近發現的經王氏父子親手批校的古籍校本六種整理研究。

這十四種新材料的內容涉及王氏父子在音韻學、訓詁學、古籍校勘與訓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從未對外公布，是極為重要且數量可觀的珍貴材料，有待開發研究。本計劃期以兩年時間，分階段將十四種材料輯錄整理，編成《王念孫、王引之稿本、抄本、校本資料彙編》，並與王氏父子已經刊刻的著作比較研究。本計劃將藉新材料，理解王念孫古音分部及合韻理論的形成過程、王引之撰述《廣雅疏證》卷十之實況以及王氏父子對《周禮》、《焦氏易林》、《說文解字通釋》、《孫子注》、《楚辭》、《北堂書鈔》等古籍的校治工作，並嘗試探論王氏父子治學之異同乃至二人學術著作權等學術史問題，相關研究成果亦會按時上載至計劃之網頁，冀能繼續開拓研究王氏之學的新里程。

顏師古（581-645）名籀，以字行，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人，顏思魯子，顏之推孫。顏師古乃唐代經 學與史學大家，撰有《急就章注》、《匡謬正俗》、《顏氏字樣》等。又考定《五經》，成《五經定本》 ，以及修纂《隋書》、《五經正義》，注解《漢書》，其學涉及經史兩部，蔚為大家。研究唐代經學之著述為數不少，惟以顏師古為研究對象的，至今尚未有全面之研究。因此，本計劃將以顏師古編撰之著述為基礎，輔以後人論說，考察顏師古對於傳統經學的研究成果：

第一，班固《漢書》多采經說，劉勰以為《漢書》乃「宗經矩聖之典」。顏師古隨文施注，故《漢書注》 中亦多有經說。就顏師古引經之情況而言，可分兩類：一為《漢書》正文引用諸經，師古則隨文施注，或用前代經師說解，或以己意為訓；二為《漢書》正文未有引用經書，然師古於注解時以為可借經解為訓，或引用經書原文作注解。是以考察《漢書》顏注，可以得知顏氏對於經文之解說，並可視為唐初解經之一 隅。

第二，顏氏家學源遠流長，師古釋經有與其祖父之推相合處，且其叔父遊秦亦有解說《漢書》，知顏氏之學實其三代之家學。顏氏三代身處六朝至於唐初之時，其所用諸經文本及解說，正可見經學發展從分裂復歸統一之過程，本計劃亦皆加以探討。

第三，師古嘗參與編撰《五經正義》，惟與《漢書注》引經之文比較，可知二書解說實不盡相同。究其原因，有出於文本差異，有出於《正義》不破注之原則，亦有出自語境之不同。總之，將二書加以比較，可以得見顏師古解經之具體情況。

第四，陸德明與顏師古時代相約而略早，陸氏《經典釋文》成書在《漢書》顏注之前，《釋文》之體例是「摘字為音」，即摘出經典正文及注釋之單字，加以音釋。此可與師古《漢書注》、《匡謬正俗》等解經之文加以比較研究。

第五，顏師古在《五經定本》之基礎下編成《顏氏字樣》，校正書籍中之「奇書難字」。顏元孫《干祿字書》正承繼此作，此可見顏師古正字之學。在《匡謬正俗》中，亦見顏師古就經書文字多所駁正，本計劃即據此等資料以見顏師古校定經文之情況。

第六，顏師古《漢書注》引經之文並見於《史記》三家注、《文選》李善注等，比較諸書引經文字和經說之異同，可見經部典籍以外注釋書所見經文和經學好尚之差異。較諸唐代注解諸書，可見在經學史研究以外唐代經學之一隅。

古代典籍研究方法不一，考辨異文乃其中關鍵。異文出現的情況有三：（一）同一本書的不同傳本、版本；（二）記載同一事物的各種資料；（三）具有引用與被引用關係的文獻。其中第三種情況又分為三類：一、一般引語與被引語；二、注文與本文；三、類書、書鈔與原書。因為文字內容的差異往往會影響文義理解，故前人研治古書，致力廣徵異文，考察同異，嘗試恢復古書原貌。這種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古書注解與古籍異文的關係，前人研究未多，論著亦少。本計劃擬以漢唐注家，如毛公、鄭玄、高誘、王肅、韋昭、郭象、成玄英、楊倞等人的注解為中心，旁參群書，輔以相關出土文獻，比對古書異文及其相關注解，分析注解與古書異文的關係，希望能深入了解漢代以來學者運用異文注解古書的方法。 本計劃擬利用「漢達文庫」，建立「先秦兩漢文獻異文數據庫」與「先秦兩漢文獻注解數據庫」，再以電腦進行比對，顯示異文和注解同異，進而探究注家運用異文注解古書的方法，然後出版輯錄先秦兩漢文獻異文及注解故訓材料的工具書。最終將兩個數據庫，開放予學者使用。

通俗詩學讀物是指那些給初學者講授詩歌規則及作法的詩法、詩格之類的書籍，以及一些供初學者誦習模仿的詩歌選本。這些著作雖然不受文化精英的重視，卻流傳極廣，作用巨大。正是這些通俗讀物建構了大眾的詩歌常識，確立了大眾化的詩歌經典，培養了大眾共同的詩歌趣味，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從而成為整個社會或民族文化認同的一部分。本計劃即是要對明代的通俗詩學讀物加以硏究，主要包括以下諸方面：一、調查搜集相關文獻，對這些文獻的作者、真僞以及來源加以考察。二、硏究這些通俗讀物的編寫、出版以及傳播的過程，考察文化與商業之間的互動關係。三、硏究其理論內容及價値。四、考察其與詩歌教育之間的關係。五、探討這些讀物的文化意義。硏究明代通俗詩學對於了解明代的整體詩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了解明代民間的詩歌教育、商業出版與學術文化之間的關係甚有助益，亦可為當今處理相應問題提供鏡鑒。

Influenced by the latest aesthetic trends from the West,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however, found itself nurtured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works of Dai Wangshu, a prominent modernist poet and translator of the time, provide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look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modernist practice in China. Most scholars prefer to emphasize Dai’s attachment to Western modernism and therefore confine their attention to his publications in Shanghai. This proposed project aims at carrying out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body of work published during his exile in Hong Kong (1938-1949). Based on hitherto-neglected source materials, it will examine central issues concerning his views on poetry, his foreign influences and his reflection on the role literature in wartime politics.

More specifically, the project will address the following key questions: 1. How did Dai Wangshu perceive “war literature”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With reference to the European war literature he introduced to Hong Kong, how did he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re aesthetics and ideological commitment in hi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of war literature? 2. Why did Dai emphasize the poetic qualities of fiction he translated during wartime? How does this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his theory of poetry? 3. How did Dai develop his own interest in Russian litera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what way did his perspective on Russian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differ from that in Shanghai?

Through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Dai Wangshu’s works of transl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he project will give weight to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his works appeared and to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his translations. Treating Dai as a wartime Chinese modernist, the project will extend the study scope of Chinese modernist writers by covering their work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t will also testify to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Research on Dai Wangshu has been hampered by the relative inaccessibility of his Hong Kong outpu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oject, a large corpus of Dai’s undeservedly obscure work will be published and a searchable database relating to his oeuvre will be made freely availabl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interested researcher thereby mak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study as well as to facilitate future work i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中國三十年代現代派作家翻譯資料庫」http://www.transchimodern.hk

本計畫旨在探討清代古典戲曲中明史書寫的創作背景、藝術、思想特色，以及社會、政治意涵。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saw a tremendous burst of intellectual energy and creativity that led to a marked growth in historical drama as well as historiography. Among more than 3000 recorded plays composed in the Qing, approximately one third are history plays, and over 200 deal with Ming (1368-1644) history, which include great works of art.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ere the events and figures of the preceding dynasty or thei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recalled and reshaped? To what extent was historical drama created during the Qing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revious dynasties? Is it true that re-enacting events of the past helps a group “commemorate collectively” and the shared experience creates “a feeling of identity, binding the participants together and excluding outsiders”? (Grant and Ravelhofer 2008, 5) What factors came into play in the dra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Ming history in Qing China? To what extent were the writing and use of Ming history in drama different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early Qing to mid-Qing and to late Qing? What impact did these history plays have 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Ming and its relation to their present time? By examining the entire corpus of the 170 or so extant play-texts within their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I wish to portray the diversity and inter-textuality of the Qing world of historical drama, in order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creative processes,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socio-political relevance of classical dram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sides furthering drama research, another aim of my proposed investigation i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tudy by exploring the “emotional” history of the Qing people, for in drama, social energy, collective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are often encoded. The fact that quite a number of excerpts from Qing historical plays still grace the Kun opera stage bears witness to their artistic value and emotional appeal. Last but not least, when the project is completed, contemporary playwrights may gain insights from my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evocative force and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best kind of drama ever written on human history.

王念孫(1744-1832)是清代傑出的校勘學家、訓詁學家，他對先秦、秦漢古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普遍為學者肯定與採用。目前研究王氏之學的論著雖多，研究範圍卻長期局限在《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幾部已經刊刻的著作上，難有突破。本計劃將收集、整理、研究八種經王氏親手批校的古籍校本，包括經部小學類的《方言》、《廣雅》，子部的《管子》、《韓非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山海經》、《風俗通義》。這些校本收藏在中、臺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大部分從未對外公布，有待開發研究。本計劃擬將上述校本的材料輯錄，編成《王念孫古籍校本所見校改、校語彙編》（以下簡稱《彙編》），並上載至本計劃的網頁，為學者提供極具學術價值的新材料，解決目前有關王氏之學在研究材料上的局限，開拓研究王氏之學的新里程。

校本直接反映了王氏早年校讀古籍的最初形態，本計劃將具體分析八種校本的校改與校語，並將其與王氏晚年寫成的《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著作比對，梳理王氏前後期校讀古籍的成績，全面歸納王氏校讀古籍的條例，藉此探究王氏的校勘、訓詁理論在早期形成的過程與進境。

http://www.wangniansun.net

Cantonese is normally regarded as a language that has an unusually rich repertoire of postverbal elements, many of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Mandarin.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their preverbal counterparts in clausal structure.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syntax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Cantonese, concentrating on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their dialectal variation under a parametric framework. In this proposed project, I will investigate systematically how a postverbal element in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interacts with its preverbal counterpart. The descriptiv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database for future research in Chinese grammar and Chinese dialectology. To account for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bserved, this project will formulate a syntactic theory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in Cantonese, and identify parameters from which the dialectal variation emerges. The theoretical part of the project will provide a theory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in Cantonese that is grounded on comparative dialectal consideration. The vision behind this proposal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with respect to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can be all traced back to some ‘micro-parameters’ that will have 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in a number of constructions in these two dialects. This is a task that has not been taken before.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help in fine-tuning the grammatical knowledge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and to enable us to open up a new horizon in the study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Chinese at large, resolving some longstanding disputes and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ir syntactic nature in Chinese. It is also hoped that the project could provide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ipheral positions of a sentence in human language, shedding light on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acilitating language learning of Cantonese and Mandarin/standard Chinese.

本課題以二十世紀以來地下出土的戰國簡帛資料為主要對象， 試圖借此對戰國時代的漢語語法作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 這與以往主要以傳世古書來研究漢語史的做法不同。 本課題將充分利用出土資料無可爭辯的真實性特點， 結合其種類比較豐富、時代較為明確、地域分佈比較廣泛等優點， 對戰國簡帛資料中所反映的各種語法現象作細緻的描寫和深入的分析， 並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釋。各方面的研究都將儘量與同時期傳世古書 所反映的同類語法現象進行聯繫和比較，補充或糾正過去漢語語法史 研究中的不足或錯誤。同時，為了闡明某些語法現象的產生和演變， 研究時還將與甲骨文、金文等資料以及秦漢簡帛資料進行必要的對比。

古知莊章精組聲母在現代漢語方言中語音形式歧異，分合類型複雜， 歷史層次豐富，向來為漢語方言學者所矚目。其今讀類型及其所反映的歷史層次 不但是漢語方言分區的重要標準，也是考察各大方言歷史演變和相互間歷史關係 的重要視角。此前有關研究多限於單點或某一區域，尚無貫通南北古今的考察； 在諸如知章組讀如端組是存古形式還是晚近演變等問題上，學界也有不同看法。 本計劃擬就四組聲母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今讀類型、歷史層次作一全面深入的研究， 以期在解決上述問題的同時，也有助於深化對漢語方言學、漢語語音史中相關問題的認識。

The pronunciations of words belonging to the 知, 莊, 章, 精 series in the Middle Chinese initial system differ greatly among modern dialects. The complexity in coalescences and divisions of these four series as well as their divers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have long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both dialectology and historical phonology. Questions such as whether the merger of the 知，莊 series with the 端 series reflects the retention of an ancient feature or a phonological evolution in recent times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deed,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se initial-series serve as important criteria not only for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but also fo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d relationship across dialects. As previous studies are constrained by surveys of either a single location or a small regi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cross China is crucial for any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This research project propos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four seri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by (1) examining their diverse patterns of realization in modern dialects and (2) analyzing the diachronic layers that such patterns reveal. The study will als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related issues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and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Eileen Chang phenomenon” (Zhang Ailing xianxiang 張愛玲現象) in Hong Ko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adaptations and reception of her works. Eileen Chang (1920-1995)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er works, enjoying both literary acclaim and wide popularity, have been adapted into various media forms, including films, TV series, broadcasting series, drama and dance theatre. This “Eileen Chang phenomenon” is a topic worthy of detailed investigation. Key issues addressed in the project include: 1. how are Chang and her works received in Hong Kong, 2. why and how are her works adapted by Hong Kong directors, 3. how are the adaptations of her works and life received in Hong Kong, 4. how is the reception of Chang in Hong Kong differ from that i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and 5. what light do the above findings shed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The projec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1. Document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An archive will be built on the reviews and adaptations of Chang’s works. Interviews will be conducted with Chang’s reviewers and adaptor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 phenomenon.” 2.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exts composing the “Chang phenomenon” will be examined in detail. The project will rethink the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by revisiting the notion of the author. By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Chang and the received Chang, the project will present Chang as an individual trapped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while her reviewers and adaptors prefer to read her as a symbol of metropolitan modernity.

The outcome of the project includes: 1. academic papers to be published in refereed journals, 2. interviews with Chang’s adaptors and reviewers to be published in literary journals, and 3. an online database with search function. The project is academically significant not only to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to enhancing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in the study of Chang and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It will als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sources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reception of Chang mainly focuses on that of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this project on Chang’s reception in Hong Kong will make pioneering research of its kind.

Over 100 Chinese dictionaries for transmitted texts and excavated texts were publish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lthough these dictionaries, mostly synchronic, often contain the same words or words of similar meanings, they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their nature and methodology. A prominent problem concerning them is that none of the individual dictionaries is able to boast a full collection of all the representative usages of a particular word. This has led us to wonder whether the dictionaries as we have today do not have any room for improvement.

To compile a synchronic dictionary, one needs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te lexical landscape of the particular period concerned. A study on both the transmitted texts and excavated texts become indispensable in obtaining such an understanding. We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modern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of the entire bod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in order to conduct meta-analyses. This up-to-date method for compiling a dictionary of ancient Chinese plays an essential part in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exicography.

For the above-mentioned reasons, we began a project titled “An Integrated Study of the Pre-Han and Han Lexic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Purpose Online Dictionar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先秦兩漢詞彙綜合研究──古代漢語多功能網絡辭典之構建” in 2005. This project was subsequently recommended as a Pilot Project for a period of 12 months and funded by the RGC. Since its inception in January 2007, the project has made use of the CHANT Database and designed a program system, namely ‘Automatic Compiling Program System for Retrieval Database for Ancient Chinese Disyllable and Polysyllable Words’ (RDDPW), to build up a complete pre-Han and Han glossary. With RDDPW, different kinds of glossaries are being compiled. A glossary of vocabularies found in pre-Han and Han ancient Chinese excavated texts begins to take shape. The study on pre-Han and Han ancient Chinese transmitted text lexicons has also been commenced and is progressing as planned. Par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an online lexicon database. Furthermore, a dictionary of the glosses found in Gao You’s commentaries on three Chinese texts is under preparation. The first of its own kind, this dictionary is scheduled to meet the public in 2009.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task, we believe that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propose an extension for this pilot project. The second pha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at extending the research scope to cover all the pre-Han and Han transmitted texts. Our team will make full use of RDDPW to cull words from all texts and compile a series of pre-Han and Han glossaries, which will then be used to study the usage of particular words and their evolution.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as usual,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With the online lexicon database, scholars all around the world can conduct word search with any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region/state, author, medium, genre, etc.

「關中」一語見於《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集解》引徐廣說明它的範圍是： 「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中華書局標點本冊一頁315。）即今日陝西 大部及甘肅、寧夏、河南與陝西接壤的部分地區。本計劃的「關中方言」根據一般的 地理概念，適當考慮方言特點與分區。研究對象包括今陝西境內屬於中原官話關中片、 秦隴片的方言。這是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

1933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白滌洲先生調查了關中42縣50個方言點的語音 系統，後來由喻世長先生整理出版了《關中方音調查報告》（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年， 以下簡稱《報告》），《報告》系統的描寫了關中方言的語音狀況，對一些音韻特點及其演變、 地理分布作了簡略的討論。這是早期官話方言研究重要的著作，但由於條件所限，當年白滌洲 先生調查關中方言時，有些縣沒有調查縣城方言，包括渭南等十二個。也遺漏張安等九個縣。

其次，《報告》還有如下缺點：（1）《報告》沒有將聲調和聲母、韻母配合起來， 這一點羅常培先生在《報告》的序中已指出。（2）《報告》只反映了400多個單字音（缺聲調）， 而且大都是文讀音。（3）《報告》沒有連讀變調。（4）《報告》完全沒有詞匯、語法的調查 內容。所以對關中方言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這部著作仍是觀察關中方言七十五年來的演變提供了絕佳的參照系， 在語音方面，如中古知莊章組聲母的演變及其與精組字的關係，導致今天聲母的顎化或者 是韻母及介音一系列變化，有的跟隨普通話，有的與普通話背道而馳，成為關中方言一個 顯著的特色。計劃以該《報告》為基礎，調查當代關中方言的概況，並就其中聲母與介音 問題深入研究，計劃內容大要如下：
(1) 調整方言點，去其重複，補其缺漏，注重代表性，將調查點定為47個。
(2) 調查內容將單字音增至2,000餘個，並注重文白異讀及連讀變調。
(3) 新加詞匯、語法項目，詞匯約1,500個，語法例句100個，並以表格方式排列，方便對照。
(4) 著重調查內容的系統性、共時性，並對有關材料作動態性的跟蹤調查， 通過與白滌洲先生著作的歷時比較，以及各方言點之間的共時比較， 深入研究關中方言聲母與介音的演變及二者競爭的結果。 計劃完成後，有《當代關中方言聲母、介音的演變研究》、《關中方言字音對照集》、 《關中方言詞匯、語法對照集》三部著作。

晚宋時代，理學漸趨官學化，並且通過學校和科舉等途徑對晚宋文學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理學家試圖將文學納入其理學系統中，重新建立文學正統；文學家則一方面接受理學的影響， 另一方面卻試圖捍衛文學自身的傳統。這樣在理學與文學之間就產生了緊張關係，兩者既互相衝突， 也互相吸收，由此造成了晚宋文壇的新面貌。本項目擬在理學與文學關係的背景下，通過對晚宋創作團體、 文學創作及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揭示晚宋文學的獨特面貌及其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Place names often reveal the histories not only of localities and their inhabitants but also of the languages in which they were coined. In the naming practices of Hong Kong villages, towns and streets, a variety of languages have been at work. Names revealing phonological, grammatical or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other than Cantonese can be traced to early settlers like the Zhuang, Miao, She or migrants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such as Hakka, Min and Wu speakers. British colonialization also left its imprint. While many western names were transliterated into Chinese, local appellations were also romani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pelling systems, which capture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features. In this project, Hong Kong place names recorded in maps and documents from the last two to three centuries will b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o delineate language 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and the renaming of places will be analyzed within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本研究將突破前人關於《三國演義》單一主題、 單一意義或系統化敘述結構之成說，致力於探討其具有的多重意義、 多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對峙與對話。

Mok Man Cheong(莫文暢, ?—1917) had worked as a court interpreter, a comprador and a school teacher before moving into the shipping industry and later on becoming a ‘zhili’(值理) at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in Hong Kong. His first important publication, The Tah Tse Dictionary（達辭字典）, was very well received indeed and it remains in use as a reference book even up to the present day. In an effort to help his contemporaries to lear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heong introduced the sound-matching approach to tackle English pronunciation in his other book, English Made Easy（唐字調音英語） and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this English-Cantonese sound-matching manual was highly praised by A.W. Brewin, the then Registrar-General of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e, English Made Easy was reprinted many times and thus its influential status back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n hardly be doubted. Sound- matching documentation as such is central to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ut unfortunately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Made Easy has for long been overlooked. Previous studies of this book were largely undertak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lish teaching, even though English Made Easy contain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valuable and reliable data, which prove indispensable to any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Hong Kong Cantonese over the years. It is the first book authored by a Chinese scholar to have noted the phenomena of ‘high leveling (上高平)’ and ‘high entering (上高入)’ in Cantonese intonation and it contains the earliest documentation of ‘san-pin-fa (三拼法),’ which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more commonly used ‘shuang-pin-fa (雙拼法).’ Of no less importance is Cheong’s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Hong Ko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delve into the wealth of phonetic and vocabulary data contained in English Made Easy with a view to work out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ultifarious changes that inform Hong Kong Cantonese,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the myriad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that nurtured them.

數十年來，學者為商周以迄兩漢傳世文獻及近代出土先秦兩漢文獻而編纂之專用辭典逾一百種。 此類辭典經常收錄相同或相近之詞彙，但其性質各異，編纂方法也不盡相同。即使辭典收錄相同詞彙， 也未必能完整收錄該詞彙之所有具代表性之用例。由此可見，以書刊形式，按年代、 文獻分類之辭典詞彙編纂方法有未盡善處。 總結現有斷代辭典之編纂經驗，可知編纂斷代辭典必須先了解該時代詞彙之全貌。 傳世文獻乃研究詞彙之重要文獻資料，但數量不多之出土文獻同為不可或缺之研究素材。唯綜合研究二者之詞彙， 方能準確探求詞彙發展之真貌。然而，全面研究先秦兩漢出土文獻及傳世文獻之詞彙乃費時費力之浩大工程， 必須借助現代科技，運用電腦建立文獻資料庫，統計分析有關文獻所見之詞語，以為研究漢語詞彙， 甚或編纂漢語辭典之手法。 大規模而有系統之先秦兩漢詞彙研究工作，不能仗依個別學者之個人研究， 而必須依靠研究機構之長期及有力支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現已建立六個中國古代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資料庫， 其年代由商周以至魏晉南北朝，地域則及於楚、齊、魯等重要文化區域。此一文獻資料庫可作為本計劃之基礎， 研究人員可規劃電腦程式，尋檢文庫內所有詞語，藉以建立先秦兩漢文獻完整詞單。同時， 更可以此探討部分詞彙運用之獨特性，深入研究此時段之詞彙發展。最後，期望能進一步建立分別以年代、 地域、作者、文體、載體等為綱之上古漢語多功能網絡辭典。

《黃遵憲(1848-1905)是中國近代舊體詩歌最重要的作家， 他的《人境廬詩草》是晚清時期最受注目的詩集。由於黃氏在近代維新事業中起過重要作用， 發揮過深遠的影響，《人境廬詩草》的重要性也就不限於文學研究範疇，而成了黃學研究的重鎮。 黃氏詩向稱難讀，因此在過去百年中出現了為數甚多的黃氏詩注釋， 其中包括至今仍在黃學研究中起重要作用的錢仲聯(1908- )的《人境廬詩草箋注》。 可惜這些注釋在今天已難免過時，呈現了種種不足，其對讀者了解黃氏詩作及黃氏功業所能起的作用也越來越有限。 本研究旨在總結過去一百年黃學研究之成果，結合資訊科技提供的種種方便， 並配合本人在過去二十餘年研究、講授黃遵憲詩、近代文學和古典詩歌之心得， 為一般讀者和黃學研究者提供可靠有用的《人境廬詩草》注釋，並以此為基礎， 檢討與總結中國舊體詩注釋的經驗，嘗試為舊體詩的現代注釋建立新典範。

王念孫、王引之清代傑出的訓詁學家，他們晚年之作《經義述聞》、 《讀書雜志》是以札記形式記錄他們的讀書心得，前書解群經疑義，後書釋史、 子、集故訓，這些資料散見書中，查檢不便。本計劃擬將上述資料按字條、 詞條方式輯錄，編成《〈經義述聞〉、〈讀書雜志〉訓詁資料彙編》。 （以下簡稱《彙編》） 《經義述聞》、《讀書雜志》最大的成就，是因聲求義， 藉聲音以通假借，求語源。本計劃擬利用《彙編》輯錄的假借字、同源字等材料， 以察漢字假借、同源之理，並探二書聲訓的成就。

二書所舉經子諸書韻語，或析古音某與某韻部通。這些材料， 對理解王氏古音分部及合韻等問題，裨補甚多。本計劃擬從二書輯出上述資料， 據以考察王氏古音系統，並論其得失。

又二書釋義，每引《廣雅》以證成其說，二書闡釋《廣雅》訓詁， 除與王氏中歲之作《廣雅疏證》相互發明外，尚有新的體會。 本計劃亦擬輯錄二書所見《廣雅》資料及有關考釋，比對《廣雅疏證》， 以見王氏晚年治《廣雅》之進境。

The present project aims at examining th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ern Min and its surrounding dialects. Known for several peculiarities, Northern Min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for years. Most of the debates fall on the origins of one or two individual linguistic features. A systematical study on the whole linguistic body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owever, has never been carried out.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thorough study on this subject.

Northern Fujian encompasses a great variety of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Min, Gan, Hakka and Wu. Language contact is a natural result. Our project will make use of the modern theorie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stratification”, in the attempt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1)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Min, (2) the mod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dialects, especially Min and Gan, and (3) the corresponding strata of different dialects.

Special concern will be plac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written in Northern Min compiled / translated by the early missionaries. They provided invaluable information on a language of more 100 years ago. The language systems they reflected will be served as the basis of our discussions. In addition, a detailed dialectual survey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Northern Fujian region. The materials we gather will enable us to build a large-scale comparative work on language stratification.

All areas of the Northern Min will be studied: phonology, lexicon and grammar. The results of our investigations will be submitted to renowned journals in the field.

《新生晚報》於1945年12月22日創刊，至1975年10月以後方告停刊， 出版時間長達三十年，廣受當時本土讀者歡迎。其主要副刊包括〈新趣〉及〈生趣〉， 前者主要刊登作家專欄及連載小說，後者則為綜合性副刊。初期由陳君葆出任社長， 高雄、梁寬、方龍驤、石人等著名報人均曾任該報編輯，三蘇、十三妹、董千里、平可、 西西、陸離、戴天、李英豪均曾在該報副刊撰寫專欄或連載小說。 《新生晚報》副刊蘊藏豐富的香港文學及文化原始材料，有待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計劃以《新生晚報》副刊為研究對象，從宏觀角度考察該報副刊如何影響香港文學 及文化地圖的繪製，分析該報副刊在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位置，從而追蹤香港文學 主體性的建立過程。另外，本計劃以《新生晚報》副刊為資料庫， 從微觀角度開展對個別作家、文人集團、文類、都市文化等專題的研究。 具體成果將以「口述歷史檔案」、「研究論文」及「作品及資料集」等方式展示。

從八十年代開始，香港文學研究漸受重視。但是， 基於原始文學資料尚未齊備，現有對香港文學的研究， 大多建基於已出版的作品單行本，對於文藝雜誌及報章副刊的研究， 一直備受忽略，長期成為香港文學研究其中一個盲點。但是， 文學「寄生」於報紙副刊上，是香港文學特殊文化生態現象之一， 是研究香港本土文學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題目。因此， 本計劃擬有系統地整理和研究香港報章副刊， 為這個普遍受到忽略的文學現象，整理出一個較為完整的圖像。 相信對香港文學史料的累積，推進香港文學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本計劃選取《華僑日報》副刊為研究試點， 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華僑日報》有七十年歷史， 是迄今歷史最長的本港報章。《華僑日報》創刊於1925年6月5日， 前身為旅港華商總會同人所辦，專以傳遞商務消息的《華商總會報》， 而《華商總會報》的前身是香港出版的首張中文報紙《中外新報》， 後因旅港華商總會無意續辦，由岑維休、陳楷等承購，易名《華僑日報》。 在九十年代激烈的報業競爭中，《華僑日報》幾度易主， 終於1995年1月12日停刊。《華僑日報》幾十年來見證著香港社會的成長與發展， 研究其副刊從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變化發展，有助清楚揭示本港副刊歷史的面相。

其二，《華僑日報》是一份由本地工商界創辦， 植根香港，極具代表性的報章。其「出版宣言書」曾提及辦報宗旨： 「凡有利於國，有益於民，雖艱險勿避，不為威屈，不為利誘」， 數十年來秉持關注社會的辦報方針，與香港社會發展息息相關。 因此，本計劃選取《華僑日報》副刊為研究焦點，分析它不同時期的特色與變化， 從而反映七十年來香港社會與文學藝術之間的發展、 文學與香港身份建構、本地意識的發展等錯綜複雜的關係。

其三，《華僑日報》副刊多年來刊登了大量文學作品， 由於沒有出版單行本，不少作品隨生隨滅，散佚甚多，形成研究的缺口。 因此，本計劃擬在原始文學資料整理的翔實基礎上，仔細分析《華僑日報》 副刊的作家與作品，以及不同時期副刊的風格， 從具體材料分析香港文學數十年來從雛型到豐富多姿的發展歷程， 作者群的變化與世代的更迭，各項香港文學的重要議題， 尤其是較為研究者忽略的香港通俗文學發展脈絡。

換言之，《華僑日報》副刊是研究香港本土文學文化的重要課題。 本計劃以《華僑日報》副刊為研究對象，為《華僑日報》副刊的歷史發展、 特點、性質等各方面作較具體、客觀的概括與評價， 所得成果可作為研究香港報章副刊發展的基礎。若本計劃成功， 當可作同類計劃的藍本。

近二十年來，以大方言區為對象的綜合性大型調查報告相繼出現， 如詹伯慧、張日昇之於粵方言，李如龍、張雙慶之於客贛方言等， 至於被稱為方言研究顯學的閩語研究，還欠缺一本涵蓋不同省份， 不同地區的閩語調查專著。五十年代方言分區時曾把閩語分為閩南閩北兩區， 八十年代則合而為一，下分閩南、閩東、閩北三個次方言區（或加上閩中與莆仙成為五區）， 但其思路似乎囿於福建一省之內。其實閩語分佈北起浙南，沿海南下經福建、 廣東至廣西，又跨海至海南、台灣，復因移民關係，東南亞華人也多操閩語。 因為內部複雜，只有大面積的調查，搜集大量語料，才能更好的說明閩語的特點， 提出分區的依據以及研究其歷史演變及遷徙。本研究在閩語區選擇有代表性的方言點三十個， 計為：

如上所說，閩方言是方言研究中的顯學，在各省各次方言區的研究上， 學者已做出很好的成績，計其牽涉較廣者，有：

此外，還有不少學者就單一方言點做調查研究，諸如橋本萬太郎之於文昌話、 余藹芹之於遂溪方言、張光宇之於海口話，張振興之於海康話，陳澤平之於福州話等等。 加上近年的方志熱，各方志所包含的方言志，其方言材料是十分豐富龐大的。 （本校蔣平教授獲研究資助局支持的〈漢語方言資料庫〉只是將過去調查數據收入電腦，並非重新調查。） 以整體閩方言來說，這些各自的研究是零散無系統的，所用的字表、詞表不同，重點不同，或詳或略， 不方便比較。如果對上述三十個方言點的調查能採用相同的材料，即我們在調查東南部方言所用的兩本調查手冊： 《東南方言調查字表》（收約2300字）及《東南方言調查詞表》（收2200詞語及150個語法例句）， 將所有材料逐一對齊，列成表格，則各點之間異同一目了然，將有助於全面了解閩語的面貌， 並方便通過比較了解更多閩語的真相。

The CHANT Database, now directed by Prof. Ho Che Wah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s a long standing project in the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vering both traditional and excavated ancient Chinese texts spanning the two millennia from 1500 BC to about 600 AD into one single, vast and comprehensive database. It has been working over a decade with quite a few generous Earmarked Grants and Central Allocation from the RGC. The present project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last database, the Leishu (extant Chinese Encyclopaedias) Database, which would exceed 40M characters in total.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the CHANT database is truly comprehensive, consisting of all sorts of excavated and traditional materials, which we believe, would b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lectronic librar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http://www.chant.org/

中國傳統類書常被用為工具書。類書乃為前人匯集當時傳世文獻資料，依類區分，重新排列編纂之典籍。及唐、宋兩朝，編撰類書蔚然成風，著名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初學記》等相繼編成付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於1991年及1997年，分別完成先秦兩漢及魏晉南北朝傳世文獻資料庫簡稱「古文獻資料庫」，收錄甚廣，然而部份佚書、佚文則未見采錄。此等佚書、佚文，可以借助類書引文重新蒐集。本研究計劃旨在全面整理傳世類書，建立完整之類書電子資料庫，其目的有二：一﹞建立一完整之類書電子資料庫，方便學者利用類書引文進行研究工作。二﹞將類書引文與「古文獻資料庫」進行對比研究，探求類書引文與傳世文本之異同。

有關之比對研究，可以概略分為三方面說明：一）首先，就相同文獻資料，以現存最早之類書引文與今本文獻對比，分析今本文獻與引文之異同。二）其次，經過對比研究，蒐集同一文獻之異文，據此探求文本原貌。三）最後，就類書所引而又不見今本者，列為佚文，重新編排收錄，進行有系統之文獻輯佚工作。

類書資料庫完成後，不僅對文獻研究工作有所裨益，亦為其他相關學科研究工作提供便捷之研究工具。諸如哲學、歷史語言學，皆可借助類書引文資料進行研究工作。類書依類按年代排列，於歷史語言學家而言，實為研究語言發展和變化之重要資料。

我們期望此項研究工作能全面並準確地整理現存類書文獻資料，並於五年內全部完成。由於工程浩大，我們將整項計劃分為兩期進行，第一期先行處理由三國至宋朝編成之類書，次期再處理由元朝至清朝編成之類書。

蒐集類書資料，進行全面比對研究，向為文獻學者之夢想。過去，由於未有先進科技配合，有關工作難以實行。我們期望借助「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基金」之撥款，可以為學者提供一完整之類書資料庫，臂助他們利用類書資料從事更高層次之文獻比對研究工作。

本計劃乃跨古文字學、古聲韻學及古漢語語法學等學科之大型整合計劃，計劃中擬利用近四十年來公佈之新出土楚文字材料，根據有關通假字之音韻現象，經歸納、比較及詳細分析，製作先秦楚簡文字聲系表，復運用所得成果，重新整理及建構先秦楚方言之音、韻系統，並探究楚簡文字之語法現象與先秦楚文獻語法規律，嘗試建立一嶄新之先秦楚語法系統。

一九八九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古文獻資料庫中心」。該中心首項計劃為「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以電腦重新紀錄兩漢及以前全部傳世文獻，並編纂《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及以電子媒體出版「漢達古籍資料庫檢索系統」，臂助學者從事漢學研究。

香港新界的面積984.74 平方公里，有客、粵、閩三種系屬不同的方言，並非純粹的廣州腔粵方言區，1998年對新界六百多條村初步的調查，旨在了解都市化前這些村的原居民所採用的方言，結果是客家村359個，佔57％，圍頭村（屬粵語）167個，佔26.5％，蛋家村33個，佔5.2％，福老村5個，佔0.8％，混合村66個，佔10.5％。這個調查只核對一些語言材料，並對七個點的方言記錄了約200個字的讀音和五十個常用詞的用法。本計劃在上述調查的基礎上，選取更多的方言點，記錄更多的語言資料，編寫成《新界方言調查報告》：（包括10個方言點，調查2000個單字，2000餘個詞語及語法句，並加分析）。並繪制《新界方言地圖集》：（包括100個方言村，50個單字，30個詞條，繪成超過80幅方言地圖）。

本地學生要學好說普通話和使用標準現代書面漢語，必先要明白現代標準漢語與粵語的異同，掌握兩者之對應規律。本計劃之目的在為全港中小學師生設計不同程度的「現代標準漢語與粵語對照」教材。同寅深信這套教材在語文學習和教學上能夠發揮預期的效果。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分別於一九九一年及一九九五年完成先秦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全部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臂助漢學研究工作者掌握原始文獻資料，進行各項研究工作。

近百年來，香港和其他漢語地區，語言中變動最迅速顯著的，要算詞匯。新詞匯的增加代表新觀念和新事物湧現。中國近世語言中新語彙大量使用，始於晚清時期，其中對新語彙的輸入及傳播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1873-1929﹞。他在1896年到1907年這十二年間，透過主編《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這三個刊物，聯合改良派同道者的力量，傳播新學理新事物，使新學語成為語言中有生命的新詞匯，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其影響一直及於現代，並可見於香港現在仍在使用的語匯中。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與確立，梁啟超居功至褘。本研究計劃把梁啟超系三個報刊中出現的新語匯作細緻的研究，審視這些語詞的形成模式、流傳途徑、所代表的新觀念、以及對當代包括香港在內的漢語地區詞匯所造成的影響。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與電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籌劃的「優質中國文化教育計劃」於1998年8月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港幣2,999,200元。該計劃旨在推行中國文化教育，並為高中及預科師生提供優質的中國文化教學支援。計劃的主席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張雙慶教授，其他委員包括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的簡永基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楊鍾基教授、蔣平教授、何志華教授、樊善標教授、張秉權博士及李貴生博士。為期兩年的「優質中國文化教育計劃」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籌辦各類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活動，包括文化專題演講、藝術導賞、文化營、教學工作坊、教育座談會等。 第二部份是建立一個「優質中國文化教學網上支援站」（99年3月定名為「博文」網站），讓學生和教師透過互聯網獲得方便又實用的溫習和備課材料，以及於網上的交流平台發問和互通教學心得。「博文」網站的內容包括︰文化常識資料庫、教學資料庫、文化活動、多媒體教學程式、網上交流站、每周話題、檔案下載特區等等。有關詳情，歡迎瀏覽「博文」網站︰http://bowen.chi.cuhk.edu.hk。其中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提供有關資訊科技上的技術協助，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則負責中國文化教學資源的發放。為使「博文」的內容更靈活和切合時宜，本計劃以互聯網為主要的使用介面，一方面可以定期更新資訊科教材，另一方面可以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即時的教學支援和交流的機會。「博文」於1999年9月上旬開放予全港中學使用，至今共有來自297所中學的教師登記為「博文」網站的使用者。

本計劃開發了「博文網站」(http://bowen.chi.cuhk.edu.hk)，提供平台討論有關中國語文問題，該網站現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管理。